中國能否實行“高糧價”？
糧食是民生之本源，糧價是百價之根基，糧政是治國之要舉；在糧政中，糧食價格政策又占據關鍵地位。糧食價格政策既是國家宏觀調控糧食供求平衡的最有力、最靈敏的杠桿，又是國家合理調節生產者與消費者利益關系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還是健全與完善市場經濟的最重要、最必要的機制。價格專家把價格機制視為市場機制的核心機制是一個正確命題。決策者在治國理政中，必須把制定符合國情的糧食價格體系作為整個糧食政策的重要糧政。
市場環境變化引發糧價上漲 探索規律方能思考因應良策
從2006年9月以來，我國部分地區小麥、玉米及其制品價格上揚。綜合分析，國內這次市場糧價上漲主要是由市場客觀環境的變化以及多種市場因素所誘發的，主要包括：糧食生產成本持續上升是基礎因素；國際糧食市場價格快速上揚是拉動因素；工業轉化糧食消費總量猛增是刺激因素；國家對糧食市場調控、拍賣較遲是政策因素；糧食外貿企業為履行出口合同競相搶購是導火線；部分地區嚴重干旱造成社會緊張情緒是心理因素。全面評析這些因素使人感到，近期糧價上漲是由市場客觀環境的變化使然。然而，我們應該客觀深入地認識市場糧價上漲的成因、特點、效應，并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探索其規律，思考其良策。這對于更好運用價格杠桿調控糧食產銷、供求及保持市場價格基本穩定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
我國以往歷次糧食價格上漲均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高漲
由這次糧價上漲聯想到我國以往歷次糧價上升的歷史，使人得出一個規律性概念。即：每次糧食價格上漲，都刺激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空前高漲，帶來糧食總產量的突破。早在建國初期，1957年，糧食統購價格提高到6．73元／百斤，比1952年提高11．4％。糧食統購價格提高的一個巨大效果就是，5年間糧食總，產量增長622．6億斤。三年自然災害之后，1961年再次提高糧食統購價格，漲幅達到25．3％，對于災后恢復糧食生產發揮了決定性的促進作用。改革開放初期，1979年又一次提高糧食統購價格，漲幅為20％，同時超購加價幅度由原來的30%提高到50％，并對統購糧食獎售工業品。采取這一舉措，有力地激發了多年受挫的農民生產積極性，譜寫出糧食生產的新篇章。1980年，全國糧食總產量比1975年增長720.8億斤，比1970年增長1612億斤。此后，全國糧食生產持續高速增長，1984年，糧食總產量突破8000億斤大關，猛增到8246．2億斤。進入到20世紀90年代初，糧改遭遇到困難。1993年，出臺不久的糧食“雙價并軌”措施很快夭折了，而且爆發了糧食價格的突然飆升。針對這種情況，1994年，國家大幅度提高四種糧食定購價格，平均比上年提高44．4％。兩年后，1996年糧食定購價格在1996年提高的基礎上又提高40％，兩次大幅度提升糧食價格，刺激廣大農民進發出空前的生產積極性，致使全國糧食總產量連續攀上新臺階，1995年達到9332.4億斤；1996年突破10000億斤大關，達到10090．8億斤；1997年仍然保持在9883．4億斤的高水平上；1998年和1999年都在10000億斤以上，依次達到10246億斤和10167．8億斤。由于糧食產量連續大幅度增長，因而國家儲備充足，綜合國力增強，勝利度過了亞洲金融風暴。
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高糧價”方略最直接最有效
面對現實，回顧歷史，引證出一個新的糧食觀，即：在我國能否實行“高糧價”政策？筆者拙見：這是加強農業基礎之舉，也是振興糧食產業之道，還是富裕農民群眾之策，更是彌補農業糧食資源稀缺之需。從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角度看，這一政策可說是“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援農村”的最直接、最有效的舉措。從一般價格理論和分析我國糧食價格形成的因素可知：生產成本是決定糧價的基礎；供求關系是形成糧價的條件；交易費用是制定糧價的內容；預期利潤是構成糧價的主要因素；政策變革是調控糧價的手段。我國總人口數量龐大，而且呈增長趨勢；糧食生產資源稀缺，而且呈下降趨勢；生產成本高昂；供求關系偏緊；糧食需求呈剛性增長。這五種因素決定了我國實行“貴粟”方略，即“高糧價”政策具有合理性、重要性及必要性。
我國人均農業生產資源稀少 振興農業需要“高糧價”彌補
我國農業資源的基本特點是：人均擁有耕地數量少；人均灌溉水源數量小；人均能源數量貧。這些資源不可替代，而且呈縮減趨勢，日益成為制約糧食生產和供給的關鍵因素。以耕地為例，我國的耕地面積僅占世界耕地總面積206億畝的9％，而人口卻占世界總人口的22%，人均耕地不足1．43畝，不到世界人均耕地數量3．35畝的42．7％。預計到2010年，全國人均耕地數量將進一步下降為1．41畝。與人均耕地稀少相應，農戶生產規模狹小。除東北三省和內蒙古東部地區糧食生產規模較大外，廣大中部和南方農區，農戶平均生產規模只有幾畝或十幾畝，超過1公頃的農戶寥寥無幾。除此之外，作為農業和糧食生產命脈的水資源也嚴重缺乏。目前我國人均水資源量只有2076立方米，僅為世界人均量的24％。我國水資源不僅數量少，而且分布極?不平衡，北方農業和糧食主產區嚴重缺水，其面積高達58萬平方公里。全國常年缺水300億立方米，至今尚有8000多萬農村人口飲水困難，遭受干旱威脅的耕地面積在2億—3億畝之間，成為制約農業糧食可持續增長的致命因素。對利用稀缺資源生產出的產品，實行“高糧價”理所當然。
我國糧食市場供求關系偏緊 提高產能需要“高糧價”拉動
與耕地和水資源稀缺相對照，我國糧食總需求量巨大，供求處于緊平衡狀態；我國以占世界耕地總面積不到9％的份額，卻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人們常以此感到自豪。然而，這兩個數據已經表明，短缺的資源必須滿足眾多人口的巨大糧食需求，承擔了何等沉重的壓力!一般而言，糧食總需求包括：居民口糧、工業用糧、飼料用糧、出口用糧、種子用糧，以及自然損耗等。據預測，到2010年，全國總人口將達到13億以上，居民口糧呈剛性增長；隨著大量農業人口轉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商品糧食的需求量也必然劇增；隨著糧食深加工業的迅猛發展，工業轉化消費糧食的總量必將快速增長。例如，玉米精深加工業的異軍突起，促使玉米消費量跳躍式增加。2002年全國玉米淀粉產量約為600萬噸，2003年增加到700萬噸，2004年再增為864萬噸，2005年躍升為998萬噸，2006年工業消費玉米總量已經超過1500萬噸。除了玉米淀粉之外，2000年，國家先后投資興建4座燃料乙醇生產廠，目前年產能已達到104萬噸，消耗玉米量已達332萬噸。此外，全國工業飼料總產量已經突破億噸大關，用于飼料的玉米總量高達9400萬—9600萬噸。目前飼料糧的需求量每年還在以2％—3％的速度遞增。綜合以上各主要因素并進行預測，至2010年，全國總人口將達到139588萬人，糧食總需求量將突破5億噸大關，提高到52954．4萬噸以上。與糧食需求總量增長相對照，我國耕地資源及水資源卻呈縮小趨勢，中長期糧食供求關系呈“緊平衡”態勢。對市場供求偏緊的產品，實行“高糧價”理由充分。
解決“三農”問題的歷史使命 需要以“高糧價”支撐來完成
迄今，雖然我國農業和農民的狀況已經顯著改變，但是，農業糧食“雙基礎”依然薄弱，農村依然貧窮，大多數農民仍然生活在貧困境況中。特別是在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環境條件下，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拉大，農民收入增長困難，“三農”問題普遍突出。2006年，國家提出建設新農村的歷史使命。為實現這一崇高目標，國家和全社會大力支持是條件，廣大農民是主體，籌集充足資金是關鍵。不管是建設新農村，還是增強農業糧食發展后勁及改善農民生活條件，都需要盡快增加廣大農民的收入。在當今中國，農民增收的最普遍、最直接、最主要的途徑還是依賴出售農產品。鑒于此，國家要善于充分利用價格杠桿促進農民增收，在價格政策制定中貫徹落實“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特別是要在“多予”上下功夫，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原則，有效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為此，提高糧食價格是有力的、必要的支撐。伴隨糧食價格提高、農民收入增加，相應會產生重大的社會、經濟意義。一是有效縮小工農業產品剪刀差，轉變農業糧食受掠奪的不公正、不平等狀況；二是有效增加農民收入，逐步促進他們走向富裕之路；三是有效強化農業基礎，推進新農村建設。不難想象，廣大農民收入增加后，必然會增加生產投入，振興現代農業；必然會改善生活狀況，促進社會文明，促使農村面貌日新月異。解決“三農”問題任重道遠，實行“高糧價”利在眼前。
當今我國實行“高糧價”之策 應屬強農興糧富民戰略舉措
當然，實行“高糧價”政策是一項關系國內與國外多個領域、多個方面的復雜而重大的決策，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制定周密方案。這里，只強調以下要點：一是健全和完善糧食價格體系，包括市場價格、目標價格、國家干預價格、糧食保護價格、適用于進口糧食的“門檻價格”等；二是建立和完善糧食補貼制度，包括對種糧農民掛鉤的直接補貼，對城市居民“低保”人員適當提高生活補助標準等；三是加強和規范糧食宏觀調控，要以國有糧食部門為調控載體，不斷穩步擴大糧食有效需求，使糧食需求量與“高糧價”相適應。
高屋建瓴體察我國農業資源的稀缺及其不可再生性，農業生產成本的上漲及其持續性，糧食需求的增長及其剛性，解決“三農”問題的必要性及其緊迫性，使人們對實行“高糧價”政策的認識更加分明和深化。在當今市場經濟條件下，我國實行“高糧價”之策，確系強農、興糧、富民和建設新農村的戰略舉措。
